5月23日，郑州，晴转多云。

(相关资料图)

最近读了四本书，北大国发院徐远的《人地城》和《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凯文·凯利的《5000天后的世界》，还有英国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院长莫洛·F.纪廉的《趋势2030》。

三位作者都专门谈到了城市的重要性和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些趋势，其共识之一是，接下来依然还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得更好，那就需要奔向城市。尽管新的信息技术和在线沟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地理位置的依赖，但城市依然是最能产生创意、最能积累财富和最能实现创新的地方。

在凯文·凯利看来，大城市甚至会成为比国家更具话语权的人类社会治理尺度，各大城市对人口的争夺将成为常态，所有城市都需要尽快规划并实现自己的产业定位，因为，明确的产业地位将有助于城市依托这些产业进一步集聚更多的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进而推动城市走向更加繁荣。

当然，产业和城市之间从来都是互相塑造和强化的，伴随着全球产业变革和某一产业的兴衰，也一定会明显带来一个和多个城市的兴衰，只不过，有的城市在大多数产业变革周期中总是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有的城市却无法穿越产业变革的周期，以至于在经历了一个辉煌的发展周期后，彻底的走向衰落，甚至是消失。

站在当前全球产业变革的新节点，我更关心的是，哪些城市能够在这一轮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分化中，快速找到完成自己的产业定位，从而实现自我迭代或者是快速崛起——虽然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经济下行压力的考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正在见证新一轮的城市兴衰起伏。

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希望自己的城市被边缘化，更何况，对于很多城市而言，三年的疫情防控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已经掏空了一度丰盈的地方财政，大家都需要通过快速的产业集聚、投资增长和消费导入，实现税收的增长，为已经难以为继的地方财政输血。

全力拼经济，不仅成为了所有城市政府最直接的决策逻辑，也成为了当前阶段城市治理和发展中最显著的“政治正确”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是，除了那几个无人能撼动的头部城市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奔忙在招商引资的路上，“全员招商，招大商，大招商”再次成为很多城市最响亮的口号。

招商当然没什么错。尤其是对那些产业基础薄弱、人才相对短缺、地理区位又没有优势、城市品牌也不响亮的城市而言，虽然说本地培育和招商引资是发展地方产业的两条腿，但在此阶段，招商引资可能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产业发展路径。

所以，那就去招吧！

不过，如果仔细看一下各地的招商策略和行动，就会发现，虽然都是在大力招商，但有的地方明显缺少专业性和规划性，比如：挖到篮子里都是菜，管它三七二十一，碰到什么就谈什么，广撒网，不仅效率低，一不小心还招来了不少骗子公司；好高骛远，只盯大的、富的马上能够带来税收收入的，也不管当地是否能够承接得住，以至于谈了半天也没什么效果。

不过，至于那些被媒体所批评的到处挖别人墙角，通过高额的财政补贴“买产业”的现象，虽然有，但考虑到很多城市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困难，其实疫情后已经好多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考虑到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官员在影响和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中强势地位，当地官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认知水平和工作能力，对一个城市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直接而深刻的。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案例显示，当地官员尤其是相关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和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地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成为导致这一轮城市发展快速走向分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比如，从淄博到洛阳到西安到合肥到成都到重庆，这些表现抢眼的城市，哪一个背后没有一个优秀的主政官员？相反，有些地方的地方官员（包括主政官员）的认知水平和综合素质，确实不敢恭维。

前一段我到一个省会城市下面的一个区走访，其当地的一位主要领导谈起文旅发展时，其认知甚至还停留在上世纪“文旅业算不上产业”的层面，虽然承认当地有着较好的文旅资源，但并不认为文旅业的发展能够为当地带来什么财政收入，完全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就是从这次走访后，我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认知水平和综合素质与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关系问题，以及对这一轮城市分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一直念念不忘。

上一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还是在疫情刚开始时，看到那么多城市面对疫情时的乱象横生，甚至有的官员在参加发布会的时候，能够把口罩戴反，当时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官员的治理下，一个城市怎么能保持持续的繁荣呢？

在我看来，在思考和考察城市和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候，不仅要看到一个或多个优秀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正面作用，还应该看到一个或多个平庸的主政官员对一个城市和区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综合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仅在具体的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执行效率、价值导向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可能影响当地的发展自信、社会价值认同、城市品牌认知，进而影响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

尤其是当互联网、大交通以及平台型企业赋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区位和基础设施落差的时候，能吏以及因为能吏的主政而带来的包括营商环境改善在内的综合效率的提升，正在成为很多地区发展的关键优势，也是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区域和城市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

祝贺那些已经迎来能吏的城市们，在这个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大分化的历史性时刻，你们很可能已经走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城市上升周期！

叶一剑

方塘智库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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